# 從社會醫學到現代健康平權：重新理解內分泌預後的概念框架（From Social Medicine to Modern Equity: Frameworks for Reconceptualizing Endocrine Outcomes）
- **會議／場次：** ENDO 2026／SY14 — Breaking Barriers: Addressing Endocrine Disorders in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 **短講：** SY14-01（PresentationID 3305341-2907410）
- **講者：** Alicia Diaz-Thomas, MD, MPH（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chool of Medicine）
## 整理稿
### 開場：從歷史理解今天的健康平權
主持人先說明，本場將討論照護資源不足族群的內分泌疾病；未經講者同意不可錄製簡報，三場正式演講後才進行綜合問答。第一位講者 Alicia Diaz-Thomas 醫師是兒童內分泌科醫師，時任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chool of Medicine 兒科教授與 institutional affairs 資深副院長。主持人也提到她長期參與 Endocrine Society，並投入內分泌照護差距相關科學聲明。
Diaz-Thomas 醫師無相關利益衝突，並強調演講觀點代表個人。她希望回答三件事：健康平權的歷史從何而來、Endocrine Society 已做了什麼，以及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如何協助我們面對「改善照護資源不足族群健康結果」這類複雜問題。
### 社會醫學的歷史根源
講者先以 Friedrich Engels 說明，社會條件影響健康並非新觀念。Engels 在曼徹斯特接觸紡織工人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並於 1845 年出版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重點不在替歷史人物貼上現代標籤，而是看見居住、工作與經濟處境很早就被視為健康的上游因素。
Rudolf Virchow 以現代病理學與細胞病理學聞名，但他在 1847–1848 年調查 Upper Silesia 的 typhus epidemic 後，認為疾病具有社會根源，單靠醫療處置不足以解除病因，公共衛生還必須處理政治、經濟與結構性條件。
Slides 延伸補充：投影片引述 Virchow 的名句：「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nothing but medicine at a larger scale」，用來提醒臨床結果也受制度與政策塑造。
W. E. B. Du Bois 不只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與民權運動者。他在 1899 年的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結合訪談與統計分析，指出隔離、資源取得受限、住房不佳與歧視，會共同造成黑人社群較差的健康結果。Alice Hamilton 醫師則在 Chicago 的 Hull House 觀察工作與居住環境的危害，進而投入當時所稱 industrial medicine、後來發展為 occupational medicine 的研究；投影片以她對鉛中毒等職業危害的倡議為例。
### 從公共衛生到 WHO 的擴大健康觀
講者用時間軸呈現語言的演進：19 世紀中葉先聚焦 sanitation，逐漸發展出 social medicine、industrial medicine 與 public health。第二次世界大戰後，United Nations 建立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作為跨國協調衛生事務的機制。
WHO 對健康的定義不只是不生病。講者引用 1948 年定義：健康是**完整的身體、心理與社會福祉狀態（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而不只是沒有疾病或失能。後續文件又逐漸納入權利、環境、健康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與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等觀念。
Slides 延伸補充：投影片列出的制度時間軸包括 1851 年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1902 年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1907 年 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1920 年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1943 年 UNRRA，以及 1948 年 WHO；這是歷史脈絡，不表示各組織具有完全相同的任務或治理架構。
### 美國健康差距研究：集中協調的重要性
在美國，講者提到 2000 年 *Minority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ie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ct*，其後形成 NIH 內負責少數族群健康與健康差距研究的中心，並要求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檢視相關工作。該中心在 2004 年請 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回顧執行情形；投影片所列的 *Unfinished Business* 報告於 2006 年出版，指出 NIH 雖有強烈承諾，但跨機構工作仍碎片化、缺少協調與領導，也未充分完成國會授權。
演講接著評論投影片中的 **NIH 2026 budget-request restructuring proposal**：提案若解散 National Institute on Minority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ies（NIMHD），並把工作分散到重組後的其他研究所，可能重現先前缺乏集中協調的問題。這是講者根據歷史教訓對「提案」的憂慮，不是宣稱該重組已經完成。
健康平權研究若被分散到各器官或疾病單位，可能失去跨制度、跨族群與跨生命歷程的共同分析能力；講者用 IOM 的歷史回顧提醒，組織設計本身也會影響研究能否產生結果。
### Endocrine Society 的三條工作路徑
講者把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ities）描述為造成較差健康結果的**不正義、系統性且可避免的障礙**；健康平權（health equity）則是致力於減少或消除這些差距的原則，使每個人都有公平且正義的機會達到可達成的最佳健康。
Endocrine Society 的工作大致分成三類。第一是 community-based outreach，例如 EndoCares 與 global exchange；第二是 advocacy，包括 NIH funding、可負擔醫療與 insulin、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醫師支付、糖尿病與肥胖、氣候變遷，以及保護照護可近性；第三是 science，透過科學聲明、綜述、原始研究與年會討論建立證據。
其中兩份科學聲明是重要節點。2012 年 Sherita Hill Golden 等人的聲明整理成人內分泌疾病中生物、臨床與非臨床因素造成的差距；2023 年 Diaz-Thomas、Golden 與同事進一步處理兒童以及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populations，涵蓋糖尿病、肥胖、青春期、生長與代謝性骨病等結果。
### 概念框架如何整理複雜因果路徑
概念框架不是答案本身，而是一種研究工具、理論大綱或分析模型，用來把複雜系統的因素、層級與關係放在同一張圖中。WHO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CSDH）框架區分結構性與中介決定因素：治理、政策、社會階級、性別、種族化、教育、職業與收入，會經由物質條件、行為與生物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及醫療系統影響健康平權與福祉。
Warnecke 等人在 2008 年提出 population-health-disparities 架構，依因素距離個人的遠近分為 distal、intermediate 與 proximal。遠端層包括社會政策與制度；中介層包括社會網絡與物理環境；近端層包括個人條件、行為、生物反應與生物／基因路徑。2012 年 Endocrine Society 聲明把這個模型對應到糖尿病、妊娠糖尿病、骨質疏鬆與甲狀腺癌等結果。
2023 年聲明再把框架延伸至兒童與 LGBTQIA+ 族群，並明確列出 medical and scientific contributors。投影片舉例：不適當的精神健康診斷、缺乏具文化與臨床能力的 gender-affirming care、限制跨性別青少年照護的州政策、mis-gendering、醫療人員偏見，以及 BIPOC 面對的結構性種族主義，均可能參與差距的形成。這提醒醫療與科學體系不能只把問題歸因於病人或社區。
NIMHD Research Framework 則以 biological、behavioral、physical/built environment、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與 health-care system 等領域，交叉 individual、interpersonal、community 與 societal 等影響層級，並放在生命歷程中觀察。
### 從分類因素走向介入設計
概念框架的用途，是讓研究者看到原先可能遺漏的介入點。講者以 diabetes 為例：結構性種族主義與地理不平等可經由政策、經濟、照護品質、技術取得、社會文化與健康行為等路徑，影響篩檢、診斷、自我管理、低血糖／高血糖與長期結果。這些路徑不是單向線性因果圖，而是用來產生可檢驗的問題。
投影片進一步把介入分成 proximal、intermediate 與 systemic levels。食品不安全、health literacy、地理或經濟位移、社區網絡、藥物與先進技術取得、臨床研究參與及 AI 等中介因素，需要政策、專科照護可近性與品質標準等系統層支持；系統層介入也應由中介層的實際障礙來設計。講者特別提出，可把平權要求寫進臨床實務指引，而不是在指引完成後才附加補救措施。
最後一張 AI 投影片列出 Census、HUD、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USDA、EPA、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與第三方資料等可能的 SDOH 資料來源。這張圖的意義是展示可觀察的社會條件，不是授權無限制串接個資，也沒有證明 AI 已能自動消除照護障礙；實際使用仍需處理隱私、偏差、代表性與治理。
### 結語：知道歷史，才能選對介入層級
Diaz-Thomas 醫師用這段快速回顧提醒大家，健康差距並非只由個人行為或生物學造成。歷史、政策、制度、社區、醫療與科學實務會在不同層級互相作用。概念框架的價值，是協助團隊辨認這些層級、提出更完整的研究問題，並設計不只要求個人改變的介入。
她最後把場次交給後續兩位講者，分別討論 GLP-1 與肥胖治療的健康差距，以及 fibrodysplasia ossificans progressiva（FOP）的全球兒童健康需求。本篇到此結束；綜合 panel Q&A 發生於三場正式演講之後，依 reviewed boundary 歸屬最後一場短講，並未併入本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