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識：早期第一型糖尿病的篩檢與監測——邁向歐洲實施的藍圖

早安各位，非常感謝主辦單位讓我們有機會在此進行簡報。我是 Sufyan Hussain，目前擔任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兼任副教授，以及蓋伊和聖托馬斯國民保健署信託基金會（Guy's and St Thomas' NHS Foundation Trust）的糖尿病主治醫師。

今天我代表國際糖尿病聯盟歐洲分部（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Europe, IDF Europe）以及多位共同參與的同仁，發表一份今天早上剛於《糖尿病、肥胖與代謝》（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DOM）期刊上發表的共識文獻**（DOI: 10.1111/dom.70569）**。

IDF Europe 的角色與共識凝聚過程

首先向各位介紹國際糖尿病聯盟歐洲分部。這是一個處理糖尿病相關政策與倡議的組織，代表了歐洲超過 70 個糖尿病專業組織，其中包含病患組織以及醫療專業人員組織，涵蓋歐洲 40 多個國家。我們的使命是協助推動最新創新與技術的取得與普及。

這項計畫由 Tadej Battelino 教授共同領導，旨在延續過去幾天的會議內容，提出一份能夠在政策論壇中使用的共識。我們希望這份共識能代表專家、倡議團體、具備親身經歷的病友（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以及醫療專業人員的觀點，以確保立法者了解大眾需求，並能採納我們的建議。

這份共識的產出過程包含了多輪的編輯、審查與討論。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所有參與的專家同仁與病友，以及提供寫作支援的 Bite Medical Consulting 的 Robert Brines。此計畫由 IDF Europe 主導並組織，他們籌辦了多次虛擬會議、支援文稿草擬，並將持續支援後續的政策推動工作。

在資金方面，賽諾菲（Sanofi）向 IDF Europe 提供了無限制的教育補助金。但我必須強調，資助者完全沒有參與任何活動、內容或建議的制定，在文獻正式發布前也無法取得最終草稿。 我們堅持這種作法，是為了確保這是一個完全獨立、免於商業影響的過程，這對於我們期望在政策面上發揮作用而言至關重要。

亟待解決的挑戰：為何第一型糖尿病篩檢是公共衛生當務之急？

大家都知道，第一型糖尿病（T1D）的篩檢是一項非常急迫的優先任務。這不僅是因為 T1D 的盛行率不斷攀升**（在歐洲 22 個國家中，年發病率合併增長率達 3.4%），也因為我們在歐洲看到的確診病例數相當龐大（目前歐洲約有 280 萬人患有 T1D，預計到 2040 年將增至 390 萬人）**。

我們在數據上採取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這是為了確保能確實觸及歐洲人口；當我們與個別國家溝通時，也能提出針對該國的在地數據。

我們要讓政策制定者了解的最關鍵資訊，是 T1D 帶來的沉重負擔。正如各位所知，在兒童與青少年的新確診病例中，高達 40% 到 42% 的人在診斷時伴隨著糖尿病酮酸中毒（DKA）。在歐洲各地，DKA 發生率差異很大，在羅馬尼亞高達 67%，而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則低至 20%；此外，在 18-45 歲的成人確診者中，也有 23% 出現 DKA。

身為醫療專業人員，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這種情況；即使身為成人糖尿病醫師，我也常看到病患因此陷入必須送入加護病房並伴隨嚴重併發症的不幸處境。這也帶來了龐大的年度治療成本負擔**（整個歐洲每年的成本負擔高達 170 億歐元，預計到 2040 年每人每年成本將攀升至 12,057 歐元；且工作生產力的損失可能是醫療成本的三倍）**。

過去幾天的會議中也多次提到，超過 85% 的 T1D 新發病例並沒有家族病史。 這強烈突顯了在一般人群中進行篩檢的必要性。

DKA 的嚴重後果與早期發現的價值

我們非常關注 DKA 帶來的後果。DKA 作為 T1D 的「初次見面禮」，不僅在醫療後果上非常棘手，對病患、照顧者與父母來說，更會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

從醫療角度來看，DKA 會引發1.2% 的腦水腫、高達 64-65% 的急性腎損傷，更可能對長期的認知功能以及未來的血糖控制結果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我們的作者群堅信，透過胰島自體抗體篩檢進行早期發現，絕對可以減少 DKA 的發生，並有望預防這些同時也會帶來龐大醫療成本的併發症。

T1D 的疾病分期與政策介入的契機

大多數人都熟悉 T1D 的疾病分期與抗體發展過程：

• 高風險期（At risk）： 單一自體抗體，血糖正常。儘管只有單一抗體，在 15 年內進展為 T1D 的風險仍有 10-15%，遠高於一般人群的 0.3%。

• 第一期（Stage 1）： 存在 2 種以上自體抗體，血糖正常，無症狀。

• 第二期（Stage 2）： 存在自體抗體，開始出現血糖異常（Dysglycemia），但仍無症狀。

• 第三期（Stage 3）： 達到臨床診斷標準，此時面臨極高的 DKA 風險。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獻並未涵蓋「臨床指引」的部分。國際間（在 Breakthrough T1D 的支持下）正在進行一項更大規模的共識工作，我們非常期待該指引能針對如何進行監測提供臨床建議。我們這份文獻的重點在於提供實施政策的「基本邏輯與理由」。

除了預防 DKA 之外，我們也要讓政策制定者了解，目前已經有進一步預防與介入的機會。現在已有獲准上市的藥物 Teplizumab （已獲 FDA、MHRA、EMA 核准），且未來幾年還會有更多處於研究階段的藥物問世。醫療體系必須做好準備，以支援民眾利用這些新療法。

歐洲篩檢研究的實證數據與效益

我們在文獻中引用了許多歐洲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的篩檢研究，來佐證為何篩檢能有效減少 DKA。這些重要的研究包含：

• 德國 Fr1da 研究： 針對 2-10 歲兒童，篩檢參與者的 DKA 發生率僅 3.2%，遠低於全國的 20-36%。

• 泛歐 EDENT1FI 研究： 涵蓋 8 個國家、20 萬名 1-17 歲兒童的大型計畫（2023-2028）。

• 英國 ELSA 研究： 針對 2 萬名兒童使用居家乾血斑（DBS）採樣，並包含成人篩檢。

• 義大利 UNISCREEN 與 D1Ce 研究： 驗證了微血管採血的高成功率，並發現單靠疾病意識宣導活動，就能在篩檢開始前將 DKA 入院率降低約 16%。

其他研究數據也支持了相同結論：芬蘭監測組的 DKA 發生率為 5.0%（未監測組為 23.4%）；TEDDY 研究中 2 歲以下兒童的 DKA 發生率為 15%（全國登記數據為 40-54%）。

除了預防 DKA，來自瑞典的研究（DiPiS）也提出了長期血糖獲益的證據，指出接受篩檢並及早了解病情、獲得管理支援的個案，在追蹤 5 年後，其 HbA1c 中位數比未篩檢者低了 5.0 mmol/mol（約 0.5%）。 雖然長期影響仍需要更多數據支持，但早期診斷無疑能為個人量身打造衛教與心理支持，並確保他們未來能及時獲得免疫療法。

我們目前尚未取得完整的健康經濟學評估數據。當我們使用 WHO 的 Jungner 和 Wilson 篩檢原則進行檢視時，我們認為 T1D 的篩檢條件「幾乎已經達成」，但這部分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這主要是因為不同國家的 DKA 治療成本差異很大，難以得出一個絕對的通用數字。不過初步估計指出，每次避免 DKA 可節省約 4,733 歐元；而每人篩檢成本約 22 歐元，每確診一人的成本約 7,035 歐元。

實施前的準備：衛教、公眾接受度與心理支持

推動政策改變需要時間，我們希望將這些事實簡明扼要地呈現給政策制定者。但在歐洲各國實施之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首先是教育與認知的建立。研究顯示，51% 到 76% 的父母和一等親對胰島自體抗體幾乎毫無所知。 我們必須展開認知宣導活動，讓大眾了解篩檢的意義，並釐清 T1D 與 T2D 的混淆。

在公眾態度方面，整體呈現非常正面的傾向**（超過 70% 的受影響者對抗體篩檢持正面態度，超過 93% 參與過的人願意再次參與）**。然而，民眾在採樣方式上有明顯的偏好：居家遠距檢測（如微血管指尖採血或乾血斑 DBS 套件）更具可行性與接受度（高達 90% 的參與者偏好此方式）。

最重要的是，「心理支持」是建立篩檢機制的絕對骨幹。 沒有心理支持，家庭在面臨篩檢陽性後，會經歷長期的焦慮與「懸而未決的不確定感」（suspended uncertainty）。 這是必須提前建立好的基礎設施。

國家級推廣的九步藍圖 (Nine Steps to National Rollout)

為此，我們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九步實施藍圖，幫助他們了解醫療體系需要落實哪些具體步驟：

• 建立授權與共識 (Create mandate)： 採用並推廣一般人群胰島自體抗體篩檢的價值。

• 建立倡議 (Build advocacy)： 讓所有利益關係人了解早期發現 T1D 的必要性。

• 廣泛宣傳 (Broadcast the news)： 發起認知宣導活動。

• 促進公眾參與 (Promote public health participation)： 提供民眾參與篩檢的強烈理由。

• 啟動篩檢 (Start screening)： 建立支援檢體採集與測試的架構與流程。

• 支援早期 T1D 患者 (Support people with early-stage T1D)： 結合病友經驗，開發監測計畫、衛教內容與心理支持。

• 建立篩檢登記系統 (Build registries)： **建立符合 GDPR 規範的資料庫，**蒐集參與者數據以便在歐洲間共享。

• 評估與改進 (Evaluate and improve)： 審查結果、進行基準測試並推動流程改進。

• 確定價值 (Determine value)： 持續進行健康經濟學評估，確保所有社群的成本效益。

進階政策建議：公平性、基層教育與疾病意識的影響力

我們也提出了進一步的政策建議，強烈強調公平性與包容性。

目前的篩檢研究往往缺乏多樣性，來自較低社經地位或特定種族群體的參與度不足。我們必須採取針對性的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如何將服務觸角延伸到容易被忽視的偏鄉與貧困地區。數據顯示，偏鄉人口的 DKA 發生率比一般高出 42%。 提供居家遠距篩檢的選項將有助於改善這種情況。此外，對於少數族群，必須優先考量文化適應性的溝通與心理支持。

除了建立登記系統外，醫療專業人員的教育，特別是基層醫療（Primary Care）的教育，也是根本所在。 因為基層醫師將會站在第一線，處理民眾伴隨篩檢而來的各種疑問、焦慮與考量。同時，必須進行年度的成果審查與成本效益分析。

即使在醫療體系尚未完全準備好大規模篩檢的情況下，我們也了解到，單純提高疾病意識（Awareness）的過程，本身就能降低 DKA 的發生率。最成功的歐洲疾病意識宣導活動，甚至達成了 40-60%（最高達 65.5%）的 DKA 減少率。

義大利的成功經驗與行動呼籲

大家可能會問：「既然我們還沒有具備所有條件，為什麼現在就要推動這件事？」

我想引用過去幾年義大利在 FID 等倡議組織支持下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是什麼將這個議題推到風口浪尖？有科學依據，有強大的倡議行動，但令人遺憾的是，真正促成改變的導火線是兩名因 DKA 死亡的不幸案例。

我們絕對不希望這種情況在歐洲其他國家重演。去年 9 月 13 日，義大利參議院已經一致通過了一項允許在兒科人群中進行第一型糖尿病篩檢的國家法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與合作夥伴（如歐洲糖尿病論壇 European Diabetes Forum、歐洲 Breakthrough T1D）在歐盟議會積極召開政策論壇，並獲得了立法者的良好迴響，確保這個議題能留在他們的議程上，希望能推動全歐洲各國的篩檢計畫。

這就是我們的行動呼籲（Call to Action）。WHO 的公共衛生篩檢原則已接近完全符合。疾病修飾療法（Disease-modifying therapy）已經獲得批准，減少 DKA 的實證基礎也非常具有說服力。歐洲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

我們希望以此共識作為基準點，向立法者證明：我們擁有專家、病友、倡議團體與醫療專業人員的全力支持，來提出這個強而有力的訴求。我們接下來的計畫包含參與歐盟機構的政策活動、舉辦針對 T1D 篩檢與治癒進展的網路研討會（Webinars），以及參與 BR1DGE 高峰會等。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共同作者 Tadej Battelino 教授，以及 IDF Europe 的 Elisabeth Dupont Martina 與整個團隊，感謝他們在推動這項工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謝謝大家的聆聽。

(主持人：非常感謝您。因為時間緊迫，我們沒有時間開放提問，但我相信我們的講者會在會後很樂意與各位交流。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