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醫學到現代健康平權：重新理解內分泌預後的概念框架（From Social Medicine to Modern Equity: Frameworks for Reconceptualizing Endocrine Outcomes）
- 會議／場次： ENDO 2026／SY14 — Breaking Barriers: Addressing Endocrine Disorders in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 短講： SY14-01（PresentationID 3305341-2907410）
- 講者： Alicia Diaz-Thomas, MD, MPH（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chool of Medicine）
整理稿
開場：從歷史理解今天的健康平權
主持人先說明，本場將討論照護資源不足族群的內分泌疾病；未經講者同意不可錄製簡報，三場正式演講後才進行綜合問答。第一位講者 Alicia Diaz-Thomas 醫師是兒童內分泌科醫師，時任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chool of Medicine 兒科教授與 institutional affairs 資深副院長。主持人也提到她長期參與 Endocrine Society，並投入內分泌照護差距相關科學聲明。
Diaz-Thomas 醫師無相關利益衝突，並強調演講觀點代表個人。她希望回答三件事：健康平權的歷史從何而來、Endocrine Society 已做了什麼，以及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如何協助我們面對「改善照護資源不足族群健康結果」這類複雜問題。
社會醫學的歷史根源
講者先以 Friedrich Engels 說明，社會條件影響健康並非新觀念。Engels 在曼徹斯特接觸紡織工人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並於 1845 年出版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重點不在替歷史人物貼上現代標籤，而是看見居住、工作與經濟處境很早就被視為健康的上游因素。
Rudolf Virchow 以現代病理學與細胞病理學聞名，但他在 1847–1848 年調查 Upper Silesia 的 typhus epidemic 後，認為疾病具有社會根源，單靠醫療處置不足以解除病因，公共衛生還必須處理政治、經濟與結構性條件。
Slides 延伸補充：投影片引述 Virchow 的名句：「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nothing but medicine at a larger scale」，用來提醒臨床結果也受制度與政策塑造。
W. E. B. Du Bois 不只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與民權運動者。他在 1899 年的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結合訪談與統計分析，指出隔離、資源取得受限、住房不佳與歧視，會共同造成黑人社群較差的健康結果。Alice Hamilton 醫師則在 Chicago 的 Hull House 觀察工作與居住環境的危害，進而投入當時所稱 industrial medicine、後來發展為 occupational medicine 的研究；投影片以她對鉛中毒等職業危害的倡議為例。
從公共衛生到 WHO 的擴大健康觀
講者用時間軸呈現語言的演進：19 世紀中葉先聚焦 sanitation，逐漸發展出 social medicine、industrial medicine 與 public health。第二次世界大戰後，United Nations 建立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作為跨國協調衛生事務的機制。
WHO 對健康的定義不只是不生病。講者引用 1948 年定義：健康是完整的身體、心理與社會福祉狀態（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而不只是沒有疾病或失能。後續文件又逐漸納入權利、環境、健康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與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等觀念。
Slides 延伸補充：投影片列出的制度時間軸包括 1851 年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1902 年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1907 年 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1920 年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1943 年 UNRRA，以及 1948 年 WHO；這是歷史脈絡，不表示各組織具有完全相同的任務或治理架構。
美國健康差距研究：集中協調的重要性
在美國，講者提到 2000 年 Minority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ie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ct，其後形成 NIH 內負責少數族群健康與健康差距研究的中心，並要求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檢視相關工作。該中心在 2004 年請 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回顧執行情形；投影片所列的 Unfinished Business 報告於 2006 年出版，指出 NIH 雖有強烈承諾，但跨機構工作仍碎片化、缺少協調與領導，也未充分完成國會授權。
演講接著評論投影片中的 NIH 2026 budget-request restructuring proposal：提案若解散 National Institute on Minority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ies（NIMHD），並把工作分散到重組後的其他研究所，可能重現先前缺乏集中協調的問題。這是講者根據歷史教訓對「提案」的憂慮，不是宣稱該重組已經完成。
健康平權研究若被分散到各器官或疾病單位，可能失去跨制度、跨族群與跨生命歷程的共同分析能力；講者用 IOM 的歷史回顧提醒，組織設計本身也會影響研究能否產生結果。
Endocrine Society 的三條工作路徑
講者把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ities）描述為造成較差健康結果的不正義、系統性且可避免的障礙；健康平權（health equity）則是致力於減少或消除這些差距的原則，使每個人都有公平且正義的機會達到可達成的最佳健康。
Endocrine Society 的工作大致分成三類。第一是 community-based outreach，例如 EndoCares 與 global exchange；第二是 advocacy，包括 NIH funding、可負擔醫療與 insulin、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醫師支付、糖尿病與肥胖、氣候變遷，以及保護照護可近性；第三是 science，透過科學聲明、綜述、原始研究與年會討論建立證據。
其中兩份科學聲明是重要節點。2012 年 Sherita Hill Golden 等人的聲明整理成人內分泌疾病中生物、臨床與非臨床因素造成的差距；2023 年 Diaz-Thomas、Golden 與同事進一步處理兒童以及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populations，涵蓋糖尿病、肥胖、青春期、生長與代謝性骨病等結果。
概念框架如何整理複雜因果路徑
概念框架不是答案本身，而是一種研究工具、理論大綱或分析模型，用來把複雜系統的因素、層級與關係放在同一張圖中。WHO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CSDH）框架區分結構性與中介決定因素：治理、政策、社會階級、性別、種族化、教育、職業與收入，會經由物質條件、行為與生物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及醫療系統影響健康平權與福祉。
Warnecke 等人在 2008 年提出 population-health-disparities 架構，依因素距離個人的遠近分為 distal、intermediate 與 proximal。遠端層包括社會政策與制度；中介層包括社會網絡與物理環境；近端層包括個人條件、行為、生物反應與生物／基因路徑。2012 年 Endocrine Society 聲明把這個模型對應到糖尿病、妊娠糖尿病、骨質疏鬆與甲狀腺癌等結果。
2023 年聲明再把框架延伸至兒童與 LGBTQIA+ 族群，並明確列出 medical and scientific contributors。投影片舉例：不適當的精神健康診斷、缺乏具文化與臨床能力的 gender-affirming care、限制跨性別青少年照護的州政策、mis-gendering、醫療人員偏見，以及 BIPOC 面對的結構性種族主義，均可能參與差距的形成。這提醒醫療與科學體系不能只把問題歸因於病人或社區。
NIMHD Research Framework 則以 biological、behavioral、physical/built environment、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與 health-care system 等領域，交叉 individual、interpersonal、community 與 societal 等影響層級，並放在生命歷程中觀察。
從分類因素走向介入設計
概念框架的用途，是讓研究者看到原先可能遺漏的介入點。講者以 diabetes 為例：結構性種族主義與地理不平等可經由政策、經濟、照護品質、技術取得、社會文化與健康行為等路徑，影響篩檢、診斷、自我管理、低血糖／高血糖與長期結果。這些路徑不是單向線性因果圖，而是用來產生可檢驗的問題。
投影片進一步把介入分成 proximal、intermediate 與 systemic levels。食品不安全、health literacy、地理或經濟位移、社區網絡、藥物與先進技術取得、臨床研究參與及 AI 等中介因素，需要政策、專科照護可近性與品質標準等系統層支持；系統層介入也應由中介層的實際障礙來設計。講者特別提出，可把平權要求寫進臨床實務指引，而不是在指引完成後才附加補救措施。
最後一張 AI 投影片列出 Census、HUD、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USDA、EPA、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與第三方資料等可能的 SDOH 資料來源。這張圖的意義是展示可觀察的社會條件，不是授權無限制串接個資，也沒有證明 AI 已能自動消除照護障礙；實際使用仍需處理隱私、偏差、代表性與治理。
結語：知道歷史，才能選對介入層級
Diaz-Thomas 醫師用這段快速回顧提醒大家，健康差距並非只由個人行為或生物學造成。歷史、政策、制度、社區、醫療與科學實務會在不同層級互相作用。概念框架的價值，是協助團隊辨認這些層級、提出更完整的研究問題，並設計不只要求個人改變的介入。
她最後把場次交給後續兩位講者，分別討論 GLP-1 與肥胖治療的健康差距，以及 fibrodysplasia ossificans progressiva（FOP）的全球兒童健康需求。本篇到此結束；綜合 panel Q&A 發生於三場正式演講之後，依 reviewed boundary 歸屬最後一場短講，並未併入本篇。